砸碎铁饭碗开始了

今年以来，从东北开始，再到西部再到中部，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砸碎铁饭碗的行动，也即推进机构编制改革。

最近的行动，来自中部的湖南省。

【资料图】

8月11日，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省人口最少的古丈县进行调研，并准备积极试点推进人口小县机构编制改革，减轻财政供养压力。

在湖南省之前，7月25日，安徽省委编办对网友留言进行回复时提到，经安徽省委编委同意，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了4个常住人口较少的县（区）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并组建了省及相关市、县（区）改革工作专班，协调推进试点工作。

更早之前，青海和内蒙古已经行动了。

2月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召开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动员部署会，成为青海首个试点县。

2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编办与自治区研究室也赴山西省开展联合调研，学习山西省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经验。

除了对编制内人员进行改革外，年初以来还有十多个城市对编外人员开始精简。比如黑龙江哈尔滨、陕西延安、陕西安康、江苏徐州、合肥肥西县、长沙雨花区等地。

而最早拉开机构编制改革序幕的，是山西省。

早在2019年，山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去基层调研，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全省的人口小县星罗棋布，大多数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编制又比较多，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是很合理，人浮于事。等、靠、要的思维盘踞多年!

回来后，就协调各方，于2020年4月，在山西省选取了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开启整编改革试点。

三年过去了，这些试点县已经取得了不错成果。

制图：城市财经；根据公开报道梳理

不改不行

无论是对机构编制进行改革，还是对编外人员进行精简，都是不得不进行的事情。

一方面，中央已经明确要求。

今年年初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精简5%的目标，还要求地方也要着手精简：

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减工作，由各省党委结合实际研究确定。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

另一方面，财政吃紧，冗员太多导致人浮于事，人口转向，也倒逼着地方必须精简队伍。

以最新进行机构编制改革试点的湖南古丈县来说。

根据古丈县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2年古丈县GDP35亿元，常住人口10.6745万人，是湖南省人口最少的县。

去年古丈县的财政收入是2.89亿元，而同期的支出21亿元。支出是收入的7倍多，如此巨大的财政缺口完全依靠上级拨付，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再看今年二月份开始试点精简队伍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根据该县政府网站披露的数据显示，2022年该县GDP为3.95亿元，人口才14796人。

去年该县财政收入3119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2.44亿元，支出是收入的40倍。果然缺口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一个人口只有1.48万人的迷你小县城，一年支出12.44亿元，相当于平均给每个人的支出8.4万元。

这些钱哪去了？

这样的无底洞，全国有很多很多。以往丰年的时候，都很难维持，何况现在整体财政都吃紧的当下。

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格局，本来就是沿海养内地，6省3市养全国。

以没有受疫情影响的2019年来说，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财政对中央为净贡献。其他22个地区都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以拉开机构编制改革序幕的山西来说。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四本账本：一般预算收入与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

2022年山西省一般预算内收入3453.89亿元，支出5872.65亿元，缺口为2418.76亿元。

同时由于卖地收入减少，去年山西省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8.97亿元，下降了35.9%，同期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则高达1480.2亿元，增长了9.2%。缺口851.23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有盈余，社会保险基金也有盈余，但后者是专款专用。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山西省财政厅

整体来看，山西的财政缺口非常大，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去年山西省获得的中央一般预算转移支付2553.58亿元。

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问题，自古至今都是这样。

但是，时代不同了，过去丰年可以随意挥霍，但现在宏观大环境已是如此，各地地方债务高企，沿海经济强省也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更得省着点花。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趋势已经改变，去年全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在人口转向的背景下，大多数原本人口就在减少的三四线城市以及绝大多数小县城，人口会加速减少。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286个城市公布了2022年人口数据，结果发现，人口增长的城市只有128个，两个持平，156个城市人口在减少。

人口减少城市数量占了一大半。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人口都减少了，还要那么多服务人员干嘛？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发展过程中都遭受过冗员的困扰。宋朝仁宗年间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神宗年间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目的之一就是裁撤冗员，为国家减少财政支出。

清朝雍正年间的整顿吏治，同样如此。

体制内人员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就越来越大。

而随着人口见顶转向，尤其是很多地方人口早就开始减少，服务人员的队伍需要顺势缩减，而不是让很多人坐吃空饷。

收缩也在同步进行

事实上，除了对机构编制改革进行精简外，还应该做的是收缩小县城乃至小城市。

据统计，在全国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多达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县（市）有80多个。

5万以下的小县城，完全可以采取合并的方式，或者并入大的县城。这是精简编制最快最好的方式。

这种方式，其实我们的广大农村早就在用。公开资料显示，原来中国有近380万个自然村，现在只剩下了两百多万个，消失了近百万。

这些消失的村，大多都是因为人口持续减少，被合并，消失在了历史的浓烟中。

而这些冲击波，也早已向镇、县蔓延。

去年12月，黑龙江伊春市的乌翠区乌马河、锦山、向阳、曙光四个街道办事处因为人口减少因素，被撤掉街道，合并成了两个镇。

民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底，中国尚有1464个县，855个市辖区，2019年末，已缩减至1323个县，市辖区数量却增至965个。换言之，十年之间，全国共撤销了141个县，同期增加了110个市辖区。

也就是说，消失的141个县，有110个是撤县设区所致，还有31个则是被撤销合并。

也即，我们的县城收缩，早就开始了，只不过随着全国人口见顶转向，这种速度会往后会加快而已。

中国城市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模式：

一边是官方明确强调，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

另一边，越来越多的普通三四线城市人口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消失乃至城市消失。首当其冲的便是东北、西部和中部一些穷困、人口少的地带。